談構建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發布時間 2022-05-26專家解讀
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數字技術快速發展,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以數字化生產力為主要標志的新階段,數字化技術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的各領域全過程。數字化有利于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乘勢而上,加快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推動各領域數字化優化升級”。
加快數字化發展是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
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性和先導性工作,是構筑數字化時代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以數據要素和數字化技術作為雙輪驅動的數字經濟,呈現出高創新性、高成長性、泛覆蓋性、強溢出性、強滲透性、跨界融合等內生性特征,更容易形成規模經濟,拉動范圍經濟和構建全域經濟,更加聚焦“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高度契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一)加快數字化發展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需要
數字化是信息社會的技術基礎,也是信息處理的一次革命。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并對此做出了系統部署。加快數字化發展是黨中央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學把握發展規律,著眼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變革,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這也是數字經濟不同于傳統經濟之處。加快數字化發展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和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引擎的現實需要。
(二)加快數字技術及其推動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
數字技術及其推動的數字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新的經濟發展階段,是新技術革命的產物,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社會變革,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資源配置方式,集中體現了創新的內在要求,集中體現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構建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的必要性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不同,數據要素具有虛擬性、非競爭性特點,并且可以無限復制、重復使用,同時還具有強滲透性和衍生性的特點,能夠與技術、資本、勞動力等要素融合、交叉和關聯,在價值創造和效率提升上產生乘數效應和倍增效應。數字化成為驅動社會、經濟、生活發生顛覆性變革的力量,數字化技術的快速更迭、滲透融合甚至顛覆性的撬動作用,將重塑和改寫我們的生產、生活和治理結構。根據華為&牛津經濟研究院發布的《數字溢出,衡量數字經濟真正影響力》報告顯示,“數字技術投資每增加一美元,便可撬動GDP增加 20 美元”。在過去三十年中,被數字化技術快速推動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機制也是錯綜復雜和不斷演變的,具有極強的融合創新和驅動屬性。數字經濟對增加經濟體量和提升經濟質量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數字經濟的影響力在流通、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領域時,融合創新價值將貫穿整個價值鏈條并從中溢出和放大,迸發出指數級的賦能激發效應。為了能夠評價數字經濟的發展規模、發展質量,正確地認識數字經濟在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定位,促進數字經濟的健康、高質量發展,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對數字經濟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
衡量和評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方法和指標,會因所處的經濟時代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譬如,常使用人口作為衡量農業經濟的指標,GDP核算體系是工業經濟時代和當前高質量發展新時代權威公認的核算評價體系。GDP核算體系也在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和改革,國家統計局2020將GDP改革為統一核算體制,將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匯總數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基本銜接,提高統計核算的數據質量。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開始換道提速超車,“十四五”期間將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暫時尚未形成可與GDP比肩的核算指標體系,這也是數字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內容之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及“十四五”預測》中表示,現有測算方法總體延續了國民經濟統計核算的慣性思維,忽略新業態新模式衍生出的效率效用提升、消費者剩余增加等趨勢,嘗試新的測度衡量方式,以全面刻畫數字經濟發展狀況?!?】
當前,由于業界對數字經濟的戰略定位、概念內涵、本質特點、滲透率和增加值等的理解不同測算方法不一致而使得核算結果出現較大差異。因此,傳統的經濟核算和評價方法必然難以適應數字經濟的評價需求,需要采用新的核算體系和評價體系,構建權威的數字經濟指數DEI(Digital Economy Index)來力求全面、準確地反映和衡量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首先,需要關注數字化本身的產業化價值,即將數據要素嵌入到數字化基礎設施,推動數字產業化,這是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和發展基礎。為數字化發展提供數字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以及完全依賴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各類經濟活動【2】,也稱為直接價值。其次,還需要關注數字經濟給人們帶來的便利,也稱為消費者剩余價值(福利改善、便利性增加);最后,更需要關注產業數字化,即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產業數字化價值。我們將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為實體經濟帶來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2】,也稱為間接價值。也就是說,構建權威的數字經濟指數DEI的內涵和重要條件是能夠計算出數字經濟溢出增加值,能夠全面衡量和評價數字經濟的直接價值、間接價值和消費者剩余。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應該能夠高度符合國家現代化經濟體系戰略政策含義、充分挖掘數字經濟內涵本質、使用了充分數據樣本的測量體系,體現的是對經濟轉型和社會創新發展的推動價值和約束作用。就像GDP和其他一些經濟指標一樣,如“用電量、物流量、新增貸款”等,這些是傳統經濟的權威指數和評價標尺。
我們需要能夠力求全面、準確地衡量數字經濟,在充分梳理和深刻理解數字經濟概念內涵本質特征的基礎上,從國家戰略抉擇和政策布局層面、從科學衡量數字經濟戰略貢獻層面、從數字經濟高質量健康發展層面、從全面捕捉數字經濟增加值五個方面,洞察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緊扣數字經濟的內涵與本質,將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作為對數字經濟實現指標化、精細化核算與衡量的重要手段。
(一)需要全面分析數字經濟內涵本質價值,構建能夠體現其演進趨勢和發展規律的新評價指標
數字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其對于經濟社會的影響日益深刻和廣泛,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業界對數字經濟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1995年,美國新經濟學家唐·塔斯考特(Don TapScott)撰寫的《數字經濟:智能網絡時代的希望與危險》出版, “數字經濟”這一經濟術語被正式提出,使用數字經濟來泛指互聯網興起后的各種新生產關系,并且預測數字經濟將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現實,唐·塔斯考特因此被人們譽為“數字經濟之父”。1998年,美國商務部發布《新興的數字經濟》研究報告,報告描述了從工業經濟走向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指出數字經濟成為新的經濟活動的主題,并將數字經濟活動概括為“因特網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是先導技術,信息產業是頭部和支柱產業,電子商務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3】。2002年,美國學者Beomsoo Kim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 指出數字經濟的活動本質為“以信息化形式進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務?!薄?】 2016年G20杭州峰會發布的第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數字經濟合作倡議-《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將數字經濟界定為,“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敝袊畔⑼ㄐ叛芯吭禾岢?,“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中指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p>
從數字經濟概念和內涵的發展演進歷程來看,數字經濟是一個內涵比較寬泛的概念,與生產、生活和社會治理緊密相關,而且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與其他產業滲透融合,其外延也處于不斷地擴展演進和豐富之中,其本質是變化。所以,在不同時期、不同機構、不同領域中,對于數字經濟概念內涵和外延理解也就出現了交叉和差異,但在總體上和本質上則是趨同的,簡言之就是,數據是新要素,網絡是新載體,數字化技術是新動力,數字化基礎設施是新形態,數字生態戰略競爭是新使命?;蛘哂脭底纸洕八幕蚣堋薄?】來描述數字經濟的內涵特征,數字經濟的發展要素是數據價值化,發展基礎是數字產業化,發展主體是產業數字化,發展保障是數字化治理。
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數字經濟的內涵與外延也在不斷發展和演變,需要全面地梳理和分析數字經濟的發展脈絡,深刻地理解數字經濟的內涵與外延,厘清數字經濟的本質,才能制定出符合數字經濟演進規律,準確體現數字經濟本質特點的評價指標。
(二)深刻理解國家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決心和政策布局,制定衡量數字經濟“強優大”的權威測算指標體系
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頻頻提出有關數字經濟領域的倡議、報告和政策部署等頂層設計。2016年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同年在G20峰會上首次提出發展數字經濟的倡議,得到普遍認同;2017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將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這是“數字經濟”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12月,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2019年10月,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聯合印發《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著力打造我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標桿,做強做大數字經濟,有力支撐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2020年3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了“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培育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2021年3月,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數字中國”;2021年3月12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發布,規劃綱要的第五篇第15章,使用獨立篇章闡述“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和“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規劃綱要指出“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數字化改造,促進傳統產業升級”;2021年9月,在烏鎮峰會的賀信中指出,“要激發數字經濟活力,增強數字政府效能,優化數字社會環境,構建數字合作格局,筑牢數字安全屏障”;2021年10月,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展,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2022年1月,國務院正式發布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了“十四五”時期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發展目標、八大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以更好地應對新形勢新挑戰,把握數字化發展新機遇,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2022年3月,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以獨立成段的方式對“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做了明確和細化,這也是“數字經濟”連續五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綜上所述,對國家數字經濟戰略布局和整體實施路徑有了深刻理解,更容易建立起衡量數字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重要性共識,也能更充分地認識到制定數字經濟“強、優、大”的衡量標準體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由于視角不同維度不同,當前數字經濟統計口徑不統一測算方法也不同,難以對數字經濟的戰略目標達成和貢獻進行客觀評價和準確衡量
數字經濟對于生產、生活、社會治理和經濟規?;矫娴谋对鲐暙I和乘數效應亦越發凸顯,需要對其進行科學測量。著名科學家門捷列夫說過,“沒有測量,就沒有科學”,測量科學的先驅凱爾文也說過,“測量是知識的起點…一個事物如果你能夠測量他,并且用數字來表達,那么你對它就有了深刻的理解?!睌蛋倌陙淼目茖W實踐不斷證明了這一真理,對數字經濟的發展尤其需要加以科學規范管理和評價。
這些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成就顯著,已然成為引領全球數字經濟創新的策源地。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到 2025 年,數字經濟邁向全面擴展期,其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22年《經濟藍皮書》預測,到2025年我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總值預計將超過GDP的50%,屆時數字經濟將成為國民經濟存量的半壁江山和增量的主要貢獻來源。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年8月)》中的數據,從規模上看,2020 年的美國數字經濟蟬聯世界第一,規模近 13.6 萬億美元,中國位居世界第二,規模逼近5.4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9.2萬億元),從增速上看,中國數字經濟同比增長 9.6%,位居全球第一?!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提出數字經濟發展目標是到2025年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初步建立,產業數字化轉型邁上新臺階,數字產業化水平顯著提升,數字化公共服務更加普惠均等,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完善;展望2035年,力爭形成統一公平、競爭有序、成熟完備的數字經濟現代市場體系,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綜上可見,在發展規模、發展水平、發展質量和GDP占比方面,國家對數字經濟寄予厚望,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成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不過,由于看待數字經濟的角度不同,不同機構的統計口徑和核算方法也不同導致結果出現差異,比如,中國信通院與中國社科院測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和GDP占比不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數技經所發布的《數字經濟藍皮書:中國數字經濟前沿(2021)》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191447.3億元,占GDP比重約為18.8%;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二是數字經濟組成結構不同,根據社科院數技經所測算,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規模之比約為1:1,而信通院則約為1:4?!?】因此,需要構建與數字經濟戰略目標相適配的權威指數和測算評價體系,能夠客觀地衡量數字經濟戰略貢獻,也成為形成完備的數字經濟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傳統經濟指標難以完全捕捉數字經濟的溢出增加值,難以準確測量數字經濟的體量、增量和影響,難以反映數字經濟的完整內容,需要構建新的測算方法和指標
基于對數字經濟內涵外延和本質屬性的理解,我們知道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是數據,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基礎資源和核心創新引擎,在跨領域跨行業跨地域的流通中體現自己的關鍵價值,并與其他產業進行廣泛融合和深度滲透而產生強大、復雜的融合滲透效果,同時,在數字化技術支撐下發揮乘數作用。在數據要素和數字化技術的雙輪驅動下,數字經濟被賦予“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和泛覆蓋性”特點,也使得數字經濟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重塑傳統產業的支點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新動能。由于對數字經濟虛擬性、滲透性的知識偏差或認識誤區,讓人難以把握數字經濟的價值及其實現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數字經濟的價值體現。傳統統計核算方法已經難以適應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化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的深刻變化,難以反映數字經濟的完整內容,更難以準確地測量數字經濟的體量、增量和影響,衡量數字經濟需要捕捉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帶來的傳統國民經濟核算范圍之外的數字經濟新業態、新價值,也就是說,傳統統計核算方法在測算數字經濟溢出增加值方面面臨挑戰【7】。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7)在第五屆“衡量數字經濟”統計論壇上也指出在GDP緩慢增長的大背景下,現有宏觀統計已經無法完全捕捉數字和被數字化提升的產品與活動所帶來的增加值【8】。我們知道,GDP 作為衡量經濟的權威性指標,用于捕捉經濟最終產品的貨幣價格,GDP 所衡量的內容不包括消費者的經濟福利或經濟收益?!?】
因此,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對數字經濟的核算與評價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亟需構建可與GDP指標比肩的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以此作為反映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及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度的統計指標和相關的綜合評價體系,讓這些基礎指數、融合指數、溢出指數、安全指數等數字化經濟指數成為衡量國家、城市、行業、產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標尺。
(五)堅持兩手發力,一手抓“提質增效”一手抓“指標化衡量”,設置平衡數字經濟發展的“紅綠燈”和“指揮棒”
一方面,由數字化技術推動的數字經濟相關領域,比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核心數字產業發展、數字融合應用、數字政府等正在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在加快數字化發展和提質增效時有切實的指標化衡量需求,需要數字化指標體系來評價和平衡各方面的工作重心,需要通過權威的數字經濟指數DEI等數字化指數來全面認識數字經濟發展狀況并指引發展路徑方向。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為了應對新形勢新挑戰,把握數字化發展新機遇和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在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宏觀戰略背景下,轉變發展觀念,需要在數字經濟正在快速發展的當前階段就提前介入數字經濟測算與衡量體系研究工作,切實改變“先發展后治理”的粗獷式發展老路,“關口前移”,探索出兼顧發展與安全的新路,確保數字經濟既要有較快的增長速度,更要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充分地體現數字經濟這個提質增效的主引擎和新動能的價值。
所以,在數字技術重塑經濟結構、改變競爭格局的數字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構建權威的數字經濟指數DEI體系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可以將其用于評價數字經濟發展措施的成效和質量,同時用作制約和平衡數字經濟健康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指揮棒”和“紅綠燈”。
構建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從多領域、多維度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戰略頂層規劃和實施部署政策支撐,國家把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到“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是數字化時代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的國家戰略高度。從這個維度看,構建與數字經濟戰略定位相適配的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是貫徹落實國家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對于準確反映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態勢、制定數字化戰略、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和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構建數字經濟指數DEI的重要意義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能夠反映數字經濟貢獻;二是能夠洞察數字經濟的發展成熟度全景圖,同時作為邁入高質量發展新軌道的導航圖;三是能夠為數字經濟的健康、安全可持續發展提供精細化和可量化的參考依據。
(一)力求全面、準確測量數字經濟價值,以客觀反映數字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
權威的數字經濟指數DEI能夠很好地體現數字經濟對經濟轉型、社會創新發展和治理的推動價值和約束作用,能夠最大程度地反映與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緊密相關的各類活動狀況,科學界定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范圍,全面統計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
(二)提供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成熟度全景圖,為國家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實施路徑指引和數據化支撐
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能夠為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提供一張可量化的清晰圖景,以洞察我國數字化發展的全景圖和成熟度,有助于正確把握“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策略方向。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可以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演進而實現對評價對象的逐步覆蓋并逐步延伸評價領域,成為指導數字經濟能夠更快、更好地邁向經濟新軌道的導航圖。
(三)準確反映數字經濟發展健康度和均衡性狀況,能夠為完善數字經濟保障體系和促進數字經濟均衡化發展提供精細化參考依據
利用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對數字中國關鍵領域的數字經濟發展質量、健康度、發展結構和發展水平做力求科學地測量和全面評價,推進數字化健康、安全發展和數字經濟跨區域跨產業均衡化發展的重要手段,為制定數字經濟相關政策和調優數字經濟產業結構提供可量化的、有針對性的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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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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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財新智庫,中國數字經濟指數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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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美慧. 國際新經濟測度研究進展及對中國的借鑒[J]. 經濟學家, 2017(11): 47-55.
【9】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編輯部, ‘如何衡量數字經濟?’,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9.
引用其他機構的數據均在文中標注。
專家點評
DEI的提出,還是很“點穴”的。
DEI之用處
權威數字經濟指數(DEI)看起來還是很有用的一個東西。就像GDP一樣,DEI可以作為衡量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個區域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
當然,有了評價就可以進行橫向對比, 比如可以對比各個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也可對比各個地級市的數字經濟總量;就像二十年前GDP在城市主官之橫向考評的作用一樣。進而,拿我國和他國的DEI進行對比當然也可,不過在DEI變成一個國際認可的指標前,尚很難獲得他國的公平數據。
另一維度,有了DEI評價就可以進行時間軸縱向對比,也就是對比現在與過去的增長,預測未來的發展走勢;這種預測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劃具有很強的引導性。
DEI之副作用
GDP在經濟發展中,在起到了很大評價和引導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副作用,比如“唯GDP”。DEI將來也許會帶來一些副作用,不過還是有勝于無,先用起來吧。
DEI的延展
關于總體值和局部值的關系:一個國家的DEI是不是其所轄所有省市自治區DEI的總和?也就是DEI的整體是否等于局部的簡單相加?是有需要去重的部分,還是有1+1>2的部分?
關于范圍邊界的問題:數字經濟具有很強的跨地域性質,那么在核算一個地方的DEI的時候,如何分割這個邊界?
關于“類克強指數”的問題:在衡量一個地方的經濟水平時,除了GDP這樣的綜合經濟指標,還有類似“克強指數”這類簡單可度量的原始指標——比如用電量、物流量、新增貸款等。那么在衡量一個地方的數字經濟水平,除了DEI這樣的數字經濟綜合指標,能否找到“類克強指數”這樣的簡潔的原始指標——比如算力總量、數字經濟耗電量占總耗電量的比例、能耗指標等等。綜合指標和類克強指數應當各有擅場,各有功用。
關于數字經濟稅:DEI和當地的數字經濟征稅總量是否存在某種穩定的量化關系?DEI在數字經濟領域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中,應當起什么作用。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問題:有一種論斷,未來幾乎沒有數字城市和非數字城市之分,城市都是數字城市;未來也沒有數字經濟與非數字經濟之分,所有的經濟都是數字經濟。那么DEI的范圍是否可以從理論上趨近于GDP的范圍?
DEI的暢想,還真的可以很多。
DEI必然要一邊用一邊迭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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